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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存在的原因分析

时间: 11-08 栏目:事迹材料

篇一:“四风”问题的根源分析和破解设想

    作者:张志明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严厉指出过党内存在的各种不好风气,并通过整风运动成功地净化了全党,不仅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精神支撑,而且开创了执政初期的一代党风、一代政风、一代军风和一代民风,造就了以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为代表的伟大时代精神。
    随着执政日久,为不断清除党内日积月累的不良风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下了很大决心,花了很多心思,也想了很多办法。特别是从1956年整风运动,到后来的“四清”,再到“文化大革命”,最后几乎是用政治革命的方式来保证党不变质,保证党永远保持革命的优良作风和本色。后来的事实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清除党内不良风气的办法是不成功的,其代价太大,得不偿失。
    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毅然放弃用群众运动方式整党整风的决策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新的、更好的办法呢?存在的问题总得解决呀?我们总不能说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无事生非吧?我们也不能说1956年整风运动是空穴来风吧?更不能说黄炎培先生1945年与毛泽东“窑洞对”时警示中国共产党不要重蹈历史周期律的覆辙是杞人忧天吧?“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和做法是错误的,但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解决的很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高度关注并想办法下决心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初衷也是值得肯定的。1956年整风运动动员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担忧,进城7年了,军队住进了营房,干部住进了高楼大厦,我们这个党已经变得不那么好了,我们的很多干部开始脱离人民群众了,这次整风运动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给我们党提意见,给我们的干部挑毛病,以此重新整好我们党。
    不靠运动的老办法,新的更好的办法是靠制度,靠民主,靠法治。取向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靠什么样的制度?靠什么样的民主、法治?具体怎么建设怎么操作?具体依靠谁来设计、建设和操作?如何确保这种制度办法既不需要付出群众运动方式的代价,又能切实解决毛泽东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回答和解决,党风建设就将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旧的办法不能用,新的办法想不到,或者所谓的新办法不管用。
    历史告诉我们,结束过去仅仅意味着结束过去,并不一定意味着开辟未来;批评过去的错误容易,超越过去的错误却很艰难。
    我们经历过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整党,的确没有再搞群众运动,但改进党风的效果并不理想。包括后来又搞的一些“活动”,也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现在我们党存在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不良风气,与长达30余年来我们党一直还没有摆脱这种尴尬局面有直接关系,与一直还没有真正找到科学的管用的制度办法来有效促进党的作风建设有直接关系。而且时间越长,党风积累的问题就会越多,甚至一些小问题会演变成大问题,一些局部问题就会演变成全局问题,个别干部的不良习气会演变成大的风气。换句话说,目前党内严重存在的“四风”问题,其根源主要是新近30余年来党风问题长期积累,但一直没有找到管用办法得到有效遏制的结果。
    当然,期间国内外发生的一些事件又催化了“四风”问题的膨胀。一是苏东剧变对当时全党带来的集体性信仰焦虑问题,比如共产主义还是值得奋斗的目标吗?如果说苏共那么多共产党的领袖都不再相信,我们还要继续相信吗?苏共的失败是不是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失败?等等。这种信仰的焦虑如果得不到及时治愈,一些党的干部后来出什么问题就都不足为怪了。现在看来,这种信仰危机的持续影响并没有消失。二是改革开放以后价值多元对主流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冲击,特别是在我们发展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社会差别、分配不公、环境恶化、食品安全、政府和社会诚信的双重缺失等等,如果不能理性对待,也会使一些人在信仰这个根本问题上产生动摇。三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读、误导为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提供依据。似乎市场经济就必须物欲横流,人就必须自私自利放荡不羁,甚至有个别专家声称腐败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理直气壮为腐化堕落摇旗呐喊,极力宣扬中国最大的进步就是以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代替了特权的不公,有钱就有一切比有权就有一切文明得多。这些话让所有市场经济的鼻祖国家都目瞪口呆,殊不知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不仅是法治的保障,更需要的是市场主体必备的价值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不是对私欲物欲的放纵,恰恰是教徒一样的克勤克俭,是高度的自我克制和社会责任。四是一些腐败大案要案在网络媒体上的极度渲染,使人们对公权拥有者产生了妖魔化的倾向,似乎所有官员都与抓起来的腐败分子一个德行。所有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党的一些干部的信念信仰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信仰一旦迷失,防线不攻自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一直注重思想建党的大党来说,思想防线不牢,对作风的影响就会更大。
    当然,说到底,导致“四风”问题最根本的要素还是权力问题,是我们党执政后还没有在制度上成功解决如何授好权、掌好权、管好权、用好权、换好权的问题。这个根本课题解决不了,党风建设问题的尴尬困局就破解不了。而一旦这个艰难的课题有了解决的希望,全党就会燃起越来越多的信念信仰的希望,燃起越来越多党风刷新的希望。现在是到了必须下大决心解决这一课题的时候了。这也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八大以来最让全党振奋和信赖的原因所在,从八项规定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让全党重新看到了重整纲纪党风的决心和信心。
    如何在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机制层面为人民授好权、掌好权、管好权、用好权、换好权,让人民委托给我们党的执政权力为人民做最大的好事,而不犯或少犯错误,一旦犯了无法避免的错误,也能够在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政治体制的纠错机制中及时得到解决。这是破解作风建设困局的关键,也是超越运动模式依靠制度改善党风的关键。所以,就具体机制和方式而言,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党管干部与发展民主的有机统一。而实现这种统一的具体机制是否应首先从以下三个方面突破。
    一是通过党内民主选举制度与人民民主选举制度的互动理顺权力授受关系机制。具体来说,首先要通过党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和党内民主选举制度的完善,保证通过真正的党内民主制度安排,选举出各级各类国家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候选人,然后通过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宪法和法律制度程序,把这些候选人作为人事议案提交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议决,从而合理合法地进入国家政权机构,并赋予他们明确而充分的权力以掌好权。
    二是通过党内监督制度与国家监督制度的互动理顺权力运行关系机制。随着党内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人大方面也需要依据《监督法》相应地建立和完善政治问责制度,并且,随着依法治国力度的不断加大,还要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人大的弹劾罢免制以及主要责任人的引咎辞职制等,以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从而达到管好权的预期,真正把权力拥有者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此基础上,要为国家权力执行机关营造有利于提高执行力和执政效率的政治生态环境,以让他们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施政才华和潜力,从而达到用好权的目的。
    三是通过党内权力理性代谢机制与国家权力理性代谢机制的互动理顺权力自我更新的机制。应着力建立健全党内理性的政治代谢机制,实现“不换党换人”的预期,并且不是通过“七八年一次的大民主”方式“换人”,也不是用过去政治路线斗争的方式“换人”,而是通过真正的党内民主选举和人大选举以及严格的任期制度来实现“换人”的政治代谢,以从根本上走出中国政治“治乱循环”的人治怪圈,从根本上走出靠领袖人物挑选“接班人”或变相选接班人的非理性政治代谢机制,真正从科学的制度安排上实现党的“吐故纳新”和“更新换代”,实现党和国家制度的长治久安。
    从“四风”问题的根源分析和破解设想我们可以看出,“四风”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党风建设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党风制度建设的问题,而是伴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进程和国家制度建设科学化的进程,伴随着党内民主发展和国家政治发展的良性互动,伴随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跟进问题。而这个伟大进程的逻辑展开和前景展望,就不再仅仅是“四风”问题的遏制解决和党风建设的常态治理,而是越来越坚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是越来越清晰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奇迹。


篇二:“四风”成因之我见

    作者: 魏荣斌

  近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对全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进行部署。习近平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习近平的讲话概括了当前党员干部在工作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长久以来,“四风”问题在不少地方、很多领域都已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病,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四风”现象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观念、日常行为模式和社会各个角落中,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俨然一种“腐败文化”。 找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俗话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问题找不准,就像枪口没有对准靶心,看病没有把准脉搏,就无法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综合分析,我认为产生“四风”问题的根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人性脆弱是滋生“四风”的直接原因。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程度之间的差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曾提出:“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这些论断仔细分析不无道理。人性本来就存在自私与向往公平的矛盾,人人都希望社会对自己公平,希望别人对自己公平,所以人们在看到部分“四风”现象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羡慕和不平衡的心态,这样的心态不断的滋生和蔓延将会形成一种崇尚“四风”的病态。由于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各种社会机构和组织尚未发育成熟,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当一个人有了贪污腐败的资本时,人性的弱点、监管的漏洞、监督的缺失等同时作用就会给予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土壤。
  监督疲软是滋生“四风”的主要原因。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有界限的地方”即是监督制约体制。目前,各种监督类型很多,有法律监督、纪委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领导监督。这些监督实质上都是权力的监督,而权利的监督效果不明显。有时群众反映的问题没有结果,引不起重视,查而无果,就是因为党员群众监督是权利监督,力度不大,不如领导批示查办和纪检部门、反贪部门立案查办。另一方面,上级监督较远,难以发现问题;同级监督较软,权力不够;群众监督较难,不知底细。因此,就留给了“四风”蔓延的缝隙。
  环境不良是滋生“四风”的客观原因。“拒收贿赂会伤害县民营企业家的自尊心。”甘肃省庆城县原县委书记张畅钰说;“看到别人都在弄钱,我不捞钱,感到孤独。”湖南省常德市委原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彭晋镛说;“不能当领导,当领导身不由己。”原郑州市电业局物资公司经理李明学说;“不收就对不起他们。”江苏省睢甯县水利局原局长张新昌说…。虽说这些都是各贪官落马后给自己找的客观原因,缘何不是“四风”能够滋生的客观原因呢。人的活动创造了社会,而社会又不断的影响着人。然而,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宗法伦理、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具有浓厚人情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以家庭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容易形成各种关系网、利益链、帮派和圈子。这就给“四风”的形成提供温床,就像我们生活在污染的环境里,谁也不能放弃呼吸一样,否则就要死亡。一个人办事要行贿是个人品质问题,一部分人办事要行贿是领导问题,一群人办事要行贿那就是制度有问题。如果我们生活在不纯的政治环境里,就会感染许多政治腐败的怪病。这就是地域性空间被污染了,要治理好需要花漫长的时间和精力。
  只有勇于正视问题,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找准了“四风”成因是关键一步也是第一步,还要逐个分析、逐个研究,弄清楚难点在哪里,阻力在哪里,症结在哪里。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方案、采取措施。在解决一个个问题的过程中,建立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篇三:深挖“四风”问题的根源

    当前,参加我省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的各部门各单位已陆续开始集中精力查摆问题,但查摆问题不是把问题查出来、摆出来就了事,更重要的是要对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深刻剖析,剖析问题根源是查摆问题不可或缺的“下篇文章”。党员干部在查摆问题时不仅要知道错在哪里,还要知道为什么错。如果自身存在的“四风”问题查摆出来却剖析不透,势必造成两个后果:一则不以为然,知错不认错,总认为责任不在我,从而假改装样子;二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认真整改了,但“病根”未除,“草性”十足,时间一长,春风吹又生,又犯老毛病。只有找准“病根”,才能开出医治的良方,把作风之“病”连根祛除。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现在党员干部身上的“四风”问题,说到底,根子在思想上。要想祛病除根,就必须针对自己思想上的“病灶”,做做“核磁共振”、“病理分析”,挖出“病根”。有些领导干部对自己问题产生的原因不屑一顾,以为自己只是得了“流行感冒”,没必要小题大做,孰不知捋到根上看,往往是严重缺“钙”、“总开关”不灵。因此,自我剖析一定要深刻透彻、入木三分,真正触及思想灵魂,让内心为之一惊,要有触碰病灶的灼痛感、发现病因的庆幸感、认知病症的后怕感,这样才能印象尤深,祛病防病,以绝后患。
    把问题的根源剖析透,要有战胜自我的精神。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说到底是把个人的政绩、权威、享受看得重于一切,是个人主义在作怪。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有的领导干部有问题不敢查、不愿查、不真查,说到底想的还是个人的得失、荣辱、进退,也是个人主义在作怪。能不能把“四风”问题的真正原因找出来,个人主义同样是只“拦路虎”。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闯过自己这一关,战胜个人主义的“小我”,重塑立党为公的“大我”。
    把问题的根源剖析透,要有坦诚中肯的态度。面对查摆出的“四风”问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打消一切顾虑,放下所有包袱,亮出老老实实认识错误、认认真真纠正错误的态度,以共产党人特有的胸怀面对问题、正视问题。要坚决摒弃侥幸心理、自保心态、抵触情绪,不能绕过“敏感地带”、自设“剖析禁区”,不能给自己开后门、留退路,把自我剖析搞成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把问题的根源剖析透,要有追根溯源的勇气。古人尚且知道“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应该有自我解剖的勇气。在剖析问题时就应该做到是什么原因就找什么原因,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勇于追自己的根、溯自己的源,做到扪心“四问”:一问理想信念坚不坚定?看看自己信仰信念是否坚定,对于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是否一以贯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是否安全稳固。二问宗旨意识牢不牢靠?看看自己群众立场稳不稳、群众感情深不深,是不是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问党性修养高不高?看看自己的党性原则强不强、是否保持了先进性纯洁性,保持了健康的生活情趣、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否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受住了考验。四问政治纪律严没严守?看看自己是否自觉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否做到了严守纪律、令行禁止,是否做到了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敢于同不良风气作斗争。回答好了这“四问”,就能实事求是、一针见血地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才算是把查摆问题的“下篇文章”做实了、做好了、做活了。


篇四: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治理对策

    作者:罗章伟

    作风是一个党的性质、宗旨和本质特征、内在品格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党的纲领、目标、任务的重要保证。改进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领导干部是重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当选后,中央政治局出台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规定出台以来,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的问题2665个,给予组织处理和党政纪处分2290人次。可见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问题亟待解决。
    一、当前干部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突出表现
    一是干部作风不实的问题。就是个别干部习惯于听取下属汇报,自己没有掌握第一手材料,或是对所分管的业务工作不熟悉,造成拍脑袋决策,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不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总结出要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个政党的兴衰,与一个政党干部作实不实在密切相关。干部应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基层的实际情况,这样作出的决策才符合客观实际,才能赢得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
    二是干部作风不正的问题。当前一些干部生活作风存在突出问题。官员包养“情妇”现象时有发生,有媒体统计95%被查处的贪官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60%跟包二奶有关。从制造爆炸案炸死情妇的段义和 、被“情妇团”告倒的庞家钰 、上演情妇劫“狱”闹剧的姚传锐、与情妇合演敛财“二人转”的成克杰、畏罪自杀的宋平顺 、军中“硕鼠”王守业、三玩市长”雷渊利、用MBA管理知识管理情妇的杨枫、与妻弟共“用”情妇的王昭耀、情妇多达百余人的巨贪徐其耀等等,一件件熟悉的,不熟悉的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案件的主人都“精力充沛”、“日夜操劳”——包养情妇(或二奶),令人触目惊心。道德沦丧,让官员玩物丧志,道德沦丧,让官员落马成为必然。
    《尚书》记载“玩物丧志,玩人丧德”,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成天沉湎于女色,必然丧失进取心,只会把手中的权利当作玩弄女性的筹码,落马只是迟早的事儿。
    更有甚者,个别领导干部之间把包养情妇多少作为评判领导干部能力大小的一个评判标准,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道德沦丧,暴殄天物,肆无忌惮。对于这样的官员,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不严惩,不足以立国威,不严惩,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好在近年来,随着反腐向纵深推进,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庶民百姓,只要违纪违法,大都难逃法律制裁。习总书记讲,领导干部不管你以前做了多少有益的工作,一着不慎毁于一旦,功罪不能相抵,该严惩的还得严惩。特别是那些贪图财色的干部,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建立在权色交易之间的男女关系,一旦其中一方失去了利用价值,必然引发矛盾,身败名裂,悔恨终生。
    要有效防止领导干部误入歧途,修身立德,加强制度防范是关键。领导干部应当面壁成佛,提升自我境界,坚定理想信念,保持高尚情操,领导干部要经得住诱惑,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要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政之德,常做利民之事。
    三是干部急功近利存在突出问题。近年来,一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把个人职务升迁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工作不深入,作风飘浮,习惯于研究官场文化,搞小圈子,为了个人升迁,极尽能事。湖南湘潭“火箭干部”——徐韬,一个27岁的年轻同志,五年七换岗,在常人看来,恐怕某些工作还没有完全熟悉,就又换了一个工作岗位,到底有何业绩?受到如此重用,有关部门给不出合理解释,引得舆论质疑声一片,最后被迫免职。干部选拔应坚持以德为先、注重实绩,不能靠拉关系、走后门,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选拔干部,才能得民心,顺民意,赢得百拥戴。
    四是干部阳奉阴违存在问题。同样一项政策,基层干部有没有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加以贯彻落实,效果大不一样。如果基层不认真贯彻落实,再好的政策也如拳头打在棉花上。所以,落实是基层干部的基本功,锻造“执行能力”是基层干部的必修课。
    落实当然首先是思想问题,虚与委蛇、阳奉阴违,必然会政令不通,贻误发展。落实不仅是能力问题,更重要的是态度问题,开会不等于落实、拍胸脯不等于落实。干部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功夫应下在平时,功夫应重在抓落实。
    五是干部脱离群众存在的突出问题。干部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极易造成干部脱离群众,损害党的群众基础。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明确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
    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从总体上看,当前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情况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也是好的,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冲锋陷阵、忘我工作,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肯定和拥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应切实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习总书记强调,开展党的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
    二、领导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突出问题的原因分析   
    领导干部作风不实、作风不正、急功近利、阳奉阴违、脱离群众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有其自身理想信念迷失、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还有干部监督管理上的缺失所致。深刻分析原因,归纳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外部环境负面影响较大。消极腐朽的思想和文化影响是领导干部作风问题的重要诱因。
    一是不良风气的侵蚀。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在吸收有利于健全社会肌体的清新空气的同时,一些污浊的病菌也趁虚而入。这对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也侵蚀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逐渐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腐化、堕落。
    二是腐朽文化的纵容。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那些通过庸俗关系获得利益收入或得到升迁,被人们看作有能耐、有本事,成为向人炫耀的资本。领导干部吃喝玩乐等生活作风问题,在一些人看来,有这些小问题、小毛病的人太多,已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与其他腐败相比,最多算是“小腐败”。正是在这种社会心态的放纵下,致使一些领导干部生活作风问题日益严重。(二)领导干部放松对自身的要求。从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来看,领导干部作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关键还在于他们自身出了问题。
    一是理想信念动摇。理想的滑坡是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危险的动摇。少数领导干部在生活作风中表现出来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正是由于他们丢掉了党的根本宗旨,放弃了对崇高理想和高尚情趣的追求,导致人生价值观扭曲,精神空虚,欲望膨胀。
    二是攀比心理作祟。在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时,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朴素、节俭的观念受到很大冲击,而贪图享受、追求奢华则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和文化基础。一些领导干部人格有缺陷、心理不健康,看到一些“大款”挥金如土,包养情妇,花天酒地,心理不平衡,面对种种诱惑难以沉住气、稳住神,最终被欲望所支配,在错误的歧途上越走越远。
    (三)监管机制不健全。监督管理失控是领导干部作风问题泛滥的重要原因。
    一是监督体系不完善。在我国,领导干部作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个人隐私问题,社会公众乃至组织都无法有效监督。一方面,由于党务政务公开制度执行不到位,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权力运行缺乏足够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另一方面,由于监督体系不完善不科学,领导干部“生活圈”、“社交圈”方面的监督制度不完善,尽管实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述职述廉等制度,但操作性不强,致使领导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难以及时发现,组织上对领导干部作风问题难以实施有效监督。
    二是制度执行不到位。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制定出台了不少领导干部教育管理制度,但一些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一些制度在执行中变形、走样,致使领导干部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约束。
    三是惩治力度不够大。与领导能力、工作业绩相比,领导作风问题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节。近年来,单纯因吃喝玩乐、找“情人”、“包二奶”等生活作风问题被查处的领导干部较少,绝大多数生活作风问题都是调查经济问题时带出来的,许多案件即使带出此类问题往往在处罚上也被忽略。
    三、转变领导干部作风的应对策略
    领导干部由于其身份、地位特殊,其行为在社会上往往具有示范效应,其作风问题小则影响领导者个人的政治生命,大则危及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加强党风政风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高度重视领导干部作风问题。针对领导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笔者认为,应从社会环境、干部思想、制度规范及监管机制等诸多方面入手、齐抓共管,综合防治。
    加强思想教育,筑牢道德防线。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教育是基础。在教育内容上,要强化世界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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